郑非:金融帝国主义的陷阱:帝国统治与民主政治是否不可并存?

时间:2021-01-10浏览:10

《帝国主义》这本书出版于1902年。其撰写者约翰·阿金森·霍布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名“异端经济学家”,一名学术圈的边缘人物。他的行文既不够细致,其语气也多带道德评判色彩,这使得本书读起来不像是一本学术分析著作,更像是政论文合集。

这确实是实情,在霍布森撰写本书的时候,英国正在南非进行一场既不得人心,又代价颇大的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二次布尔战争)。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帝国权势衰落的转折点。霍布森感于时势,就为自由主义期刊撰写了若干稿件,以做解析,日后合集成了本书。

在书中,霍布森指责那些英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上撒了谎。

帝国主义者的第一个理由是,帝国主义政策为帝国开辟了新的市场,有利于帝国的贸易,所谓“旗帜所向,贸易随之”。霍布森认为,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事实是,帝国的对外贸易只占英国贸易总量的一小部分,英国与其帝国属地的贸易又只占其对外贸易的小部分,而且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帝国主义大扩张之后所获得的属地商业价值又最小。

帝国主义者的第二个理由是,英国人口过多,因此需要某种生存空间。霍布森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帝国主义大扩张之前,英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移民数量;第二,帝国主义大扩张之后,移民去的也多不是英国多获得的属地。霍布森的结论是:新帝国之无补于殖民,更甚于无补于有利的贸易”。

霍布森承认,帝国主义可能会给英国带来一些好处,但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坏处也是当下可见的,这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战争的消耗、外交关系的恶化以及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所遭受的阻碍。

如果帝国主义只带来了很小的贸易收益,增加了与其他大国发生灾难性战争的机会,而且国家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它所得到的,那么为什么英国还会追求帝国主义政策呢?霍布森回答说,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这是不合理的,但各种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从中获得了利益。明显的受益者包括军火制造商、军人和外交官,他们的职业生涯有赖于帝国的扩张,但最重要的推动者却是金融与投机阶层,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对外投资收益,坚持要求国家为他们提供保障,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讨债,或控制新的领土(在这里,霍布森痛斥金融资本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国政的左右)。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完全是寄生性的(顺便说一下,霍布森认为,导致帝国主义政策的资本过剩问题,完全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国内消费不足所造成的,此观点在日后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

除了从经济角度解释帝国主义的起源,霍布森还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后果进行了相当的批评。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会认为帝国主义尽管有种种弊病,还是给被征服者带来了种种收益(比如当下弗格森就持类似观点),霍布森对此嗤之以鼻,他的说法是“凡是在英国实际统治之下的地方,就不会有自由或自治,凡是有某些自由和自治的地方,就不会有英国的实际统治”。同时,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在英国国内也造成了相当不良后果——它浪费国帑和社会资源,从而阻碍了英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帝国政治的集中控制也在损害着代议制的精神。霍布森由此总结道,帝国统治与民主政治无法相容。

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英国传统的反帝国主义思想的延续。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就能在英国政治思想、社会史上发现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踪迹。早期的英国共和派政治思想家们,如詹姆斯·哈林顿、约翰·弥尔顿、尼德汉姆(Marchamont Nedham)等人,都继承了马基雅维利对古罗马政治经验的思考,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对外征服导致了罗马共和与自由的覆灭,因此自由和帝国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是17世纪晚期英国政府一位高层人士,也说道:“通过陆地征服获得伟大,是我们的情形所不能容的,此非我等自然之道。”英国必须向历史学习,“我们只是世界地图上一小点,使我们成就非凡的是贸易之功,而贸易则是自由的产物。”

十八世纪早期的辉格党思想家们也继承了前人的想法。比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说道:“大海是唯一自然属于我们的帝国,征服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柏克对帝国加强对北美十三殖民地行政控制这件事,深感不安。他抨击道:“为把自己纳入一大帝国、以体会那虚假的显赫,却不惜付出人类的所有基本权利、所有内在的尊严,这代价,无乃也太高了。”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帝国负担”是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意识。著名的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将之发挥到了极致,根据他们的统计,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每年只有一百万镑,但花费却超过五百万镑。当时的历史学家戈尔德温·史密斯公开将殖民地比作寄生虫: “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时,他们忘记了橡树的根深叶茂是在寄生虫缠绕它并养活自己之前。”在1852年迪斯雷利更抛出名言,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

到了该世纪的下半期,尽管有所谓的“转向帝国”思潮,人们开始对帝国有了正面的印象,也开始拥抱帝国的扩大。但即使如此,英国社会仍然保持了与帝国的相对隔离。固然,在吉布林的笔下,勇敢的军人、贪婪的商人、狂热的传教士和明智的政府雇员勾绘出了一幅壮丽的帝国主义画卷,但是,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一书中指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社会与文化在各个层面上都几乎顽固地回避殖民主题和背景。

比如说,英国从海外进口的日常消费物品,通常要经过一番英国化的处理才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异国风情的装饰与消费在英国并不流行。英国国会大厦在1840年代和50年代进行翻修的时候,用上了很多壁画和雕塑来进行室内装饰,在这些室内装饰品中,只有一样涉及到了海外帝国。波特指出,在1880年前伦敦城中所树立的八十座公共雕像中,只有五座雕像可以被归类为“帝国主义者”。这是因为,含有帝国因素的文学、绘画、戏剧与音乐等等艺术通常在维多利亚时代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地位。乔治·G·沃森 (George G. Watson)是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他的观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英国小说总是讲述英国本土的,帝国只是被偶然提到,人们的目光总是内向的。这是因为,英国人似乎在潜意识中意识到,帝国主义与传统的抵触。

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有相当多的英国人对帝国主义向来并不那么狂热。而霍布森则继承了这一老传统。

霍布森推陈出新的地方在于他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描述。其先辈与同辈们,还没有把眼光放在此处。比如熊彼特彼时也在考虑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就不认为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现代现象,而是人类历史上的常在。他认为现代世界中的帝国主义是一种遗留现象,是绝对主义国家相互争斗的遗迹。而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理性和和平,因此是反帝国主义的,熊彼特可能会说,现代资本家认为,人们应该“赚钱,而不是战争”(make money, not war)。

而霍布森之所以能在金融阶层与帝国主义之间看出联系,并不全然是他的个人创见,更多的是彼时英国的形势使然。

在当时,尽管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但实际上有许多人已经对帝国的前途忧心忡忡。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普天同庆,帝国仪式巍峨壮丽,无数战舰铺列在大海上,铁甲耀眼。吉卜林(著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帝国主义者)看到此景,却悚然惊动,写下《退场赞美诗》:“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沙丘和海岬炮火已沉没。/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像亚述、腓尼基一样陨落!/宽恕我们吧,万邦的主宰,/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这无论如何不像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之作。

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已经陷入到贸易逆差当中,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英国实际上是在吃老本,当资本耗尽时,这个国家就会破产和毁灭。尽管当时英国已经从服务保险、短期信贷和外国投资回报赚取了足够收入,从而确保国际收支总体上仍然有可观的盈余,但是当时仍然有非常多的英国人深感不安。他们认为,英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去工业化,而更多的依赖金融服务业,这为英国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却让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脆弱。简而言之,今天美国对全球化的感受(不平等的加剧、国内产业倍受打击等等),也正是英国当年所感受到的。

这种危机感的一个体现就是人们普遍对金融服务业的崛起感到不安,认为它要对国家的危局负责。

自由主义者自然对金融精英没有什么好眼色,他们把金融精英看成是传统精英的一份子,认为他们为了私利在左右国政,阻碍改革。比如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痛斥英帝国政府通常只不过是金融家和投资者的债务托收机构。霍布森的同事和朋友罗宾逊(J.M.Robertson)则声称“帝国扩张实质上是金钱阶级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自己的机会,其次是为了推迟资本和劳动之间算账的日子。”他同样说出,“新扩张所促进的利益属于投机资本家阶级、军队和海军、供应战争物资的工业阶级,以及一般来说那些把帝国公务员制度看作是自己和亲属的就业机会的人。”

但是,帝国主义者对金融服务业的忧虑似乎也不相上下。一位保守党议员,也是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帝国主义政治家)派系中的一员,如此说道:“帝国人民的真正业务是生产,而不是金融。”许多右翼人士开始抨击金融投机分子,说他们是英国工业的寄生虫,是“普世主义者”(cosmopolitan),而不是爱国者。

当时还有一个化名为Ritortus的帝国主义者认为,英国单边进行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它向国外竞争者开放了市场却没有互惠,而且通过降低利润,刺激了资本的出口,而这种出口又增强了英国的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实力。英国正在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他警告说,“有钱阶级从他们的海外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以及目前通过他们落在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身上的暂时的金色雨露,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如果我们允许我们伟大的民族工业被牺牲掉的话,也无法补偿我们将遭遇的不幸。”在他们看来,英国的新帝国主义恰恰就是要对抗这一危机。

简而言之,在彼时的英国,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将国家危殆的责任指向了金融家们。这跟今日华尔街在美国各阶层口中都讨不了好,其实也是相似的。霍布森并不能免俗。

按道理说,一本撰写于一百多年前的、又针对是彼时局势的政论文集应该会很快丧失它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霍布森的研究者彼得·凯恩(Peter Cain)就评论道,霍布斯的答案有时与事实很不相符,他夸大了金融家们从帝国扩张中的收益与帝国的整体损失,也夸大了金融家们在帝国扩张中的作用。凯恩认为,霍布森最大的失误在于,他高估了英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热心程度。二十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想要在帝国内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想法与关税改革运动被选民断然否决,这让霍布森惊诧万分,让他意识到,他所警告的金融帝国主义风险原来并没有他想象中之大。

但事实上是,尽管这本书观点上的狭隘和论证上的粗疏在百年间不断遭到批评,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毋庸置疑的持续存在于世间。

历史学家彼得·杜伊南(Peter Duignan)和刘易斯·甘恩(Lewis H. Gann)在2013年的一本著作中直接指出:“霍布森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原创性的。但他对有钱人和垄断企业的仇恨,他对暗中勾结和公开恫吓的厌恶,将所有现有的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体系……他的思想影响着德国民族主义者、法国厌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丰富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的孤立主义者的思想。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促成美国对西欧和大英帝国的不信任。霍布森帮助英国人反感殖民统治,也为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抵抗欧洲统治的弹药。”

对当代的学者,本书仍然能提供助益,霍布森对金融资本与帝国政策之间互动的描述,他对帝国主义灾难后果的抨击,仍然足以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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